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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理事长小仓和夫/文邢涛/编译
把洗衣机、电冰箱、电视等家用电器称为“三大件”，之后把空调、汽车、彩电称为“新三大件”的时代，对于日本而言似乎已经是遥远的过去了。
但是，在相邻的中国，特别是农村，情况又如何呢？如果除去上海和北京郊外富裕的农民，以及被称为“万元户”的农户，中国农村还很贫穷。
暂且不论贫富水平，仅观察农民家庭的形态，目前的中国大体相当于日本的哪个时期呢？其中一个指标，是在农民家庭收入中，农业以外收入所占比例。日本的这一比例约为80%，中国为50%，中国大约相当于日本20世纪60年代的情况。
再比较一下两国的“兼业率”情况。兼业率是指农村劳动力中用于农业以外劳动所占的比例。在中国，这一数字存在统计上的困难，因此我根据中国有关专家估算的数字进行比较。与日本相比，中国的兼业率约为40%，而日本20世纪50年代时，这一数字约为50%。
但是，这里有一个疑问。如果中国农民家庭农业以外的收入，已达到了日本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水平，为什么兼业率不及日本50年代的水平呢？换句话说，兼业的农家和农民不足全体的一半，但兼业所得的收入却超过了总收入的一半，这是为什么呢？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中国相当一部分农业生产还没有被商品化、市场化。
还有一种可能：和日本相比，中国的农业部门收入和非农业部门收入差异很大。在日本，农民家庭的收入是工人平均收入的1.3倍，这被认为是前所未有的情况。但在今天的中国，城市工人收入据说是地方农民收入的3倍以上。
出现这种差距，是因为长期以来，农民务农变成一种“天职”。在这种情况下，农民既不考虑如何运用土地这一资产，也不考虑如何经营农业这一产业，更不会考虑园艺和兴趣。
在今后比较中日两国农村和农民时，必须超越经营形态和经济水平的层次，更多地关注对农业的职业意识、对乡村文化的归属意识等社会、文化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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