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忠明：国有企业改革当中最难解决的就是激励问题
资本市场的变化具有改革意味，它使国有企业改变了治理结构。股东的结构决定了制衡化、结构化，这些都是信号，意味着真正的脱胎换骨，国有企业在市场竞争当中的脱胎换骨将不再是纸上谈兵。我们国有企业改革当中最难解决的就是激励问题，我们很难聘请到比尔•盖茨，我们在全球开放，在国内外选聘管理优秀的管理者，很大一个障碍我们的薪酬回报是受到了社会平均水平的制约，受到了我们国有体制的制约。这个韦尔奇肯定不会来，戴尔肯定不会来，因为你有封顶的杠杆，但是我们做事情总是要从渐进的角度考虑，所以我们推出的股权激励，应该说对于国有企业来讲，国有上市公司来讲，有相当大的信息量是一个非常积极地、进步地信息。
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主任 王忠明
王忠明：企业海外上市不可能是回归，将是加大的趋势
海外上市公司有一些非常复杂的背景原因，所以恐怕不能简单地用回归来描述它的将来。对于中国的企业改革来讲，对于中国的资本市场来讲，我觉得不是一种简单地回归问题，不是海外上市公司回归的问题，而是资本市场更加多元地结构化的问题。今后肯定还会有一些更有可能，或者是更有需要去海外上市的企业依然去上市，因为你要知道中国的资本市场毕竟还比较幼稚。就像刚刚讲的工商银行，你在国内上市能换得来这么高的公司治理的水准吗？不可能的，因此我觉得我们一方面要有民族感和民族主义处理我们的经济事物，但是同时不要忘记今天是全球化。对于一个企业来讲，在哪里上市和哪里不上市，严格意义上是企业行为。政府可以插入一定的意志和行为，但是我认为企业在海外上市不可能是一个回归，而且还可能是一个加大的趋势，你让企业自己选择肯定是这样的。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在相当的情况下，包括我们今天的中国资本市场论坛，应该大声呼吁我们更多地做A股，更多地应该做中国的资本市场，沪深两地上市诸如此类都可以，但是千万不要狭隘化，不要回到另外一种狭隘。我们的布局结构调整，今天的手段主要还是并购重组，从中央企业的角度来讲，我们的企业重组优化了布局结构，那么采取的方式更多地是一些非资本市场的方式。比如说我们让一些科研院所进入了产业集团，组织了一些强强联合，电子信息产业集团与长城计算机产业公司等等，推进了一些大型的产业集团的组织，或者是通过了并入破产，同时又用政策性的破产来解决问题，那么这些都属于重组，但是不是非资本市场的。怎样利用资本市场来加快国有经济的布局结构的战略性调整，这对于我们来说更多地是一个学习的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