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润榜又“惹祸”了———在近日公布的胡润榜中排名438位，财富达到8亿元人民币的顺德金冠涂料集团董事局主席周伟彬涉嫌巨额偷税，于近日被佛山市公安机关带走接受调查，继而刑事拘留（广州日报10月31日报道）。
看完这则新闻，我有些理解某些中国富豪面对上胡润榜不喜反怕的心情了：曝光率的大增，不但让其惊人财富暴露在公众视野，也随之带来媒体跟踪报道、税务部门引起“注意”等一系列“负面效应”。随着公众关注的深入，很多曾经不为人知的致富细节被挖掘出来，最终成为破解“一夜暴富”迷题的利刃，胡润榜带来的暂时风光很快烟消云散，而社会对其财富灰色轨迹的拷问才刚刚开始。
我之所以称胡润榜是中国富豪的“原罪”，就是因为如果没有胡润榜，某些富豪恐怕至今还在安享财富快感，而不是身败名裂、锒铛入狱，此类例子不胜枚举。远有牟其中、杨斌、周正毅，近有万平（原广东省东莞市金正数码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太原天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他们无一不是在荣登胡润主持的福布斯中国内地富豪榜后迅速出事，其发迹速度与败落速度几乎成正比，成为名副其实的财富流星。
中国富豪的“原罪”现象已经争议许久，有人从社会发展观的角度，认为一些富豪依靠走私、偷税漏税、官商勾结等模式积累第一桶金，是当初历史条件所限，“原罪”是历史性产物，主张给予一定程度的豁免权，保证民营经济的继续发展。但主张赦免者犯了一个逻辑性错误，即把这些富豪的买办经济与权贵资本，与依靠个人智慧与时代机遇、通过做大做强实业的企业家混为一谈，如同当年将上海滩在股票市场兴风作浪的资本投机者等同于吴蕴初（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化工业代表人物）、徐寿（被称为中国近代造船业的鼻祖）等民族工业家。
如果说，中国转轨时期的财富积累天生带有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胎记，是不得不付出的代价。那么，我们不能轻易地来一句，富豪的“原罪”可以转移到普通民众身上，进而构成对法治、公正、市场秩序等价值体系和制度构建的威胁，危及社会良性运转的根基。既然罪是客观存在的事实，那么依据最基本的“罪罚相当”原则，有罪者必须“赎罪”。
再回头来看，周伟彬早在2001年即登上胡润“统计”发布的福布斯大陆富豪榜，排名第76名，财富7亿元。而最终让周伟彬出事的是今年胡润榜刊登后，周伟彬所办公司销售部前负责人的举报信。但早在2003年前后，周伟彬所在公司拖欠大批员工工资，有的高达数万元，其中不乏中高级管理人员。在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官方网站上，目前可搜索到十多条有关周伟彬所办金龙油墨员工与公司之间的劳动纠纷案判决书。
一个早已“前科累累”的富豪，倒在一封举报信上，而不是出自税务、公安等职能部门的执法调查，并且在整个事件真相的查明过程中，始终呈现一种倒推状态———胡润榜的公布点燃了前员工内心的怒火，于是向有关部门举报；前员工提交的大量证据事实确凿，由此才引发职能监部门的“被惊动”，最后，事件的第一责任管理主体———税务部门开始调查，并启动了司法程序。当一个问题富豪被刑拘不是严格监管下的必然结果，而来自于内部人举报的偶发事件，我们只能说，这暴露出职能部门的监管漏洞。
胡润榜是中国富豪的“原罪”？这更像一句对监管者执法能力的反问，“先富起来的一批人”假设“不是在狱中，就是在去狱中的路上”，就说明目前的市场发展环境真有大问题。
